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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P是什么？目前仍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為其下一個精準的定義，尤其經由“中國本土化”的P2P群體更是呈現了非尺度化的發展態勢，表現之一即為對接了不同資產、嫁接不同的傳統金融模式的平臺均進入了這一雄師，同時在理財市場日趨火爆的今天，線下的理財平臺也風起云涌，守舊估計已經在2萬家左右。

　　跟著行業的非規范性增長，投資者、從業者、監管者長時間詬病的“非法集資”風險，跟著處置非法集資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聯合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人民銀行、住建部、證監會等11部委的聯合整治再次被推向關注焦點。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這一“毒瘤”在投資者和平臺運營者之間的利益拉扯間呈現了新的特征，即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投資者在一定程度上成為非法集資犯罪分子的幫兇，加大了規避行業風險的難度。而在市場環境不斷變化、監治理念不斷更迭的過程中，存案制也徐徐成為行業呼聲最高的“可行”的監管方式。

　　揮之不去的非法集資風險

　　非法集資始終是P2P網貸行業最大的痛點。有媒體報道稱，在過去的2014年，P2P網絡借貸平臺涉嫌非法集資發案數、涉案金額分別是2013年的11倍、16倍。

　　P2P網貸行業的發展路徑和基因決定了其同民間借貸存在著分不開、割不斷的聯系。從目前的行業表現來看，更多的區別在于“線上和線下”，而P2P在一定程度上也被調侃為民間借貸的“線上化”。

　　“這幾年，個人感覺非法集資的確呈現蔓延趨勢，越來越多的人介入進來，但更多的是針對線下理財平臺。”國誠金融CEO王建章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王建章表示，非法集資是行業紅線，但是公安機關一旦查處起來卻要面對難以界定的尷尬局面，而這背后的原因則來自非法集資被害者呈現了較為顯著的“斯德哥爾摩癥候群”。斯德哥爾摩癥候群也稱人質情結，即在犯罪的過程中，被害者對施害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協助施害者進行犯罪。

　　“投資者在明知道犯罪分子從事非法集資的情況下，依舊選擇相信，原因在于他以為犯罪分子可以騙到更多的錢，并且自身可以在泡沫幻滅之前逃出騙局。”王建章表示，投資者為了個人的利益并不愿意指證犯罪分子。同時，在案件處理過程中更多轉化為結果導向，即公安機關只有在該筆借款的返款日沒有履約產生逾期的時候才會出頭具名。

　　花腔翻新

　　“線上可統計的P2P平臺約為2000家，但是線下的才是瘋狂的‘主體’，守舊估計全國線下理財公司有2萬家以上。”一名資深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不同于線上尚存在一定透明度的P2P平臺，線下的信息不透明現象極為嚴峻，造成公安機關較少采取在非法集資初期主動出擊的行為。

　　某網貸行業觀察員表示，除龐氏騙局外，非法集資所表現的行業現象仍十分“豐碩”，如先行歸集資金的資金池模式、對接平臺自營項目的自融模式、虛假標的的期限錯配模式等。“理財產品已經成為非法集資的‘正當’外衣，而這層打包并不精美，甚至很劣質。”上述行業觀察員說。

　　“行業中最高的壞賬率甚至可以達到60%，而這仍是在動態的統計下，由于仍有一定新資金流入，靜態壞賬率簡直‘無法直視’。”某P2P平臺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牛市抽血、行業壞賬率居高不下都讓更多的平臺存有進入“非法集資”怪圈的動力。

　　上述負責人表示，股市對于P2P經營風險影響已經在逐步顯現，對于同樣定位為高危理財方式的P2P和股市，在牛市激勵下，對于收益回報擁有更高期望的投資者，對于風險承受能力和投資額度較大的“種子用戶”，逐步下滑的P2P平臺收益率已經無法知足其需求。“P2P變成了一種風險和收益分歧錯誤等的理財方式。”該負責人表示。

　　對此，王建章稱，平臺的應對措施是減少借款者的開發速度，使其匹配已經呈現下降態勢的資金凈流入速度。“按照去年的計劃，國誠金融今年的放貸目標為20個億，但是從目前的發展來看，這一目標將被調整為12億至15億。”王建章表示，這是市場對平臺的壓力測試。

　　存案制呼聲起

　　日前央行表示，目前正在牽頭起草《非存款類放貸組織條例》，擬對不吸收存款的放貸業務實施牌照治理，明確非存款類放貸組織的法律定位和市場準入資格，劃定業務規則和監管框架，明確地方政府的監視治理和風險處置職責。

　　這一說法，被解讀為“P2P或將實行牌照化治理”。此前監管層曾為P2P網貸行業規定四條紅線，其中之一為明確P2P機構應定位為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一名業內人士表示，假設P2P平臺嚴格按照紅線尺度從事業務，那么P2P未來的發展態勢應該為信息中介，平臺并非放貸機構，因此在此范圍內，不能解讀為實行牌照化治理。

　　但是一名資深法律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目前P2P的界定含義較為恍惚，對于“非存款類放貸組織”這一詞不能完全從法言法語狹義地輿解。“不管是P2P仍是股權眾籌，甚至電商平臺，在做信用的同時都要提供信息。信息和信用并非平行概念，信息是基礎的一級概念。”該律師表示，這一劃定籠蓋范圍包含了P2P，但并不僅僅指P2P。

　　“牌照治理”固然再度成為焦點，但是卻并不被看好。王建章表示，牌照治理的可能性并不大，目前金融業“去牌照化”是大趨勢，假如繼承實行牌照治理好像違反“市場化”的“主題”。“從存款保險軌制的推出可以看出，目前相關機構正在極力降低庶民對于政府兜底的預期。”王建章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只有當平臺公信力進步到國家以為值得發牌的時候才是“發牌日”，但現實是，目前行業所暴露的題目尚無解。

　　跟著行業的不斷壯大，監管呼聲也越發強烈，在牌照制尚未走通之前，存案制成為目前監管方式的主流。所謂存案制即平臺在建立之初將相關具體信息上報給工商等部分進行存案，并在平臺運營過程中按期反饋真實數據。

　　某P2P平臺負責人表示，存案制背后承載著兩大利好，一方面進步平臺的市場公平度，另一方面減輕投資者的“盲目性”。